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二·一”四烈士墓西侧，有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碑文约1000余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侵，平津危急。原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当年11月1日上课。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正式宣布迁云南。数百名师生徒步3000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直到1946年“五四”，联大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历时整整8年。
组成联大的三校，虽有各自独特的经历，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联大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五·四”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联大三校，又都是国内著名大学，三校联合，人才荟萃，学者云集，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校方尚能尊重“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提倡学术民主，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学术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8年之中，毕业于联大的学生2000余人，前后进入联大学习的约五六千人。其中有不少人，今天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知名学者。为缅怀八年支持之辛苦，纪念三校“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的珍贵历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各校即将复员北返之际，校方决定“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千来哲”。
从1946年5月4日立碑到现在，40多年了。这所大学早已不存在，但它那光荣的革命传统，优良的学风，仍然深深地留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当年那些茅草、土坯筑成的校舍，早已为一幢幢的高楼所代替，只是在烈士墓前，还留下了一小幢教室，作为纪念；但同它共过忧患的人，却对她留下了亲切的记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常到这里探望，有的外国学者，还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专门来研究“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探求它成功的秘诀。碑的背面，还有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刘晋年书写的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列834人从军名单，为研究联大与抗日战争的关系，留下了确凿的史料。
近年来，国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王力教授1983年8月重返故地，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芦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业，结芭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杨振宁博士多次回校参观，并在联大纪念碑前，带领家人满怀激情地唱起了联大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