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内地人，因莫高窟而知敦煌。敦煌因莫高窟也在近代蜚声海外。但莫高窟始凿于四世纪，到１９００年才为世人瞩目，而敦煌早从汉武帝时，即公元前一百多年起，就已是西北名城了。数典不能忘祖。
如何之名，史书多有记载。但我看敦煌县博物馆女讲解员的援例最为形象，她说，唐时敦煌正月十五的民间灯会规模，仅次于长安，为全国第二！
莫高窟之开凿，恐怕也赖于当时敦煌的繁荣，否则香火哪来？而莫高窟早于四世纪就已开凿，也是因为当时敦煌宽容的人文、地理环境。
莫高窟为佛窟。佛教开创于印度，但在印度它只是当时六大宗教派别之一。在这六大教派中，独以佛教最具渗透力，因此能幅射传播很远。印度在阿育王时期，即与中国秦始皇同时期，曾大量派僧侣远赴各国弘扬佛法。
汉武帝经营河西时，佛教已为西域许多民族，包括匈奴所接受。而敦煌是河西之末镇，又是汉疆西关（即阳关和玉门关），直接面对西域，在当时便成为汉与西域各国交往、争斗的重镇。以后一千多年，不管哪朝哪代、哪个民族统治，敦煌的这一地位始终彰显。
敦煌多年徒民为多，各民族杂处融合，对东来西往的文化风气和生产技术均易兼容接受。因此说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敦煌登陆应不为过。
莫高窟最早开凿有证实为３５３年。到盛唐时，间五百多年。专家们评述这一时期的莫高窟造象和壁画最为灿烂，有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鲜明的形象特征和技法特征，艺术价值史学价值最高。那就是敦煌地区的特点，亦是早期佛教睿智、亲切的特点。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战乱纷仍，不同朝代、不同民族，你来我往的一直纠缠不休。奇怪也不奇怪的是，谁都不扰莫高窟，反而均有增凿，而使绵延不毁。那是很难得的。
所以今人观莫高窟在那个时期造就的彩塑和壁画、就多是流光溢彩，所表现的形态和内容也十分生动、广泛。胡人的佛陀隆鼻齐准，唐人的佛陀丰满柔和。壁画中也多是本生、经变的故事画，那画面上花团锦簇，飞天乐舞，亭台楼榭，令人向往。佛陀们有沉思，有微笑，全无内地的佛们那样威严沉重。
莫高窟自四世纪开凿，至十六世纪不再增凿，经历了十二个世纪。即以这么长的年代论，已是人类奇观了。十二个世纪中，河西，乃至中国不但佛界，即使俗界的军事、书画、服饰、民族、习俗、建筑等等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在莫高窟的洞窟里都有描绘和记述。所以，那是我们的国宝。
可惜，十五世纪之后，丝绸之路繁盛不再，到明英中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废沙洲卫（敦煌时称），迁其众至内地；到了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更是封闭嘉裕关，敦煌弃掉，旷无建置。
莫高窟在盛唐时，已有一千窟，称千佛洞。最后有增凿的朝代是元，仅增凿１０窟。到清末，流沙废堵，乱世毁坏，编了号的仅余四百多完整洞窟。
莫高窟日渐式微，已慢慢在国人的眼中消失。
而佛教（包括黄教）此时已在中国播传广阔，甚至时以国教出现。莫高窟即使能向内地展示，其早期的曼灵风格还能为教众所接受吗？而且唐以后，莫高窟风气日下，也已缺乏早期艺术上的绚烂了。
如果不是１９００年藏经洞，即现在编号为１７号的洞窟被王道士打开重见天日，怕莫高窟还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吧？
这一发现使敦煌重新被世人瞩目，以至１７号窟洞藏的几万件文物，竟引出来个“敦煌学”！

由于莫高窟朝向东，王道士能注意到光线照耀下的缝隙，那就应该是上午。他打扫１６号窟，清理积沙。１６号窟建于晚唐，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洞窟。通过一个约５米长的甬道，进入石室，石室供奉着什么，游人通常不太注意，因为他们一进洞窟，就要急急地去看那神密的甬道右侧。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闹事了，八国联军发威了，慈禧逃出京城了，中国那年就数这事大。但这与王道士无关，１９００年的某个早上，他照往常一样做他的事情。他扫着扫着，就在甬道右侧发现了那让他十分好奇的缝隙。这缝隙必定不是为王道士骤然裂开的，只是别人不如王道士那么心细，竟将那历史的责任留给了王道士。而王道士出身农民，他知道裂开的大体应该是泥巴。为何在这甬道的石壁上会有泥巴？好奇心驱使他去洞扩这缝隙，这一下不得了，就象赵本山在小品中说的，劈雳一声震天响，１７号窟诞生了！那震天响应是响在王道士的胸腔里，他一定是目瞪口呆！
１７号窟是后来编的号，之前称为藏经洞。
借着微弱的光线，他发现这一不大的耳洞里堆满了高数尺的纸扎，一捆一捆的。这些纸扎，后来学者们在北京，在东京，在伦敦等地看到了，是些非常珍贵的、从四世纪记录到十二世纪的书画、经文、文书、法器等，大多数是用汉文写的，一部分是用藏文写的，还有一些其它民族文字。但王道士不懂，他没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洞里没有珍宝，如果有珍宝他不会为后来解送这批文物进省犯难，或他也不会报告给官府。
他报告的官府有一个就是敦煌当政知事汪宗翰。汪来检视一番，连说好，好，随手拣走了几幅帛画、经文，嘱王道士保管好其余，就没了下文。１９０２年，时甘肃学政叶昌炽，人称金石专家的，从汪宗翰送礼送来的一部分藏经洞卷子中，看出多多价值，便建议将全部文物运往省城保管。但运费一算要五、六千两银子，政府拿不出来，便拖延下来。１９０４年，省府令下，仍是令敦煌县检点，就地封存，并且仍由王道士保管。一个道士，竟成了官差？这不可思议。而且在此后六年的时间，一直到１９１０年，藏经洞文物解运京城，王道士似乎才最终卸去这责任。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当局并未看重这批文物。中国文物浩瀚如海，如果是八大山人的画、米芾的字，估计就不会有这种回应。既然当局都是这个态度，你让王道士又能如何？
没有资料说明王道士保管这批文物，是兼差还是专差，拿不拿俸银。但看有资料说，王道士时而还出外化缘。他得生活。汪宗翰拣走藏经洞字画，可能也不止一次。知事拿得，士绅就不能拿？士绅拿得，贩子就不能拿？这一期间，约是流失了不少。
后人评论藏经洞文物流失这段公案，最为痛恨的是洋人，而最怪罪的，是王道士！
王道士名园禄，说是湖北麻城人氏。出身贪贱，当过兵，复员后束发做了道士。我看过他的一幅遗世之照：王道士坐姿，双手扶膝，上身前倾，苍老的脸满是无奈。这幅照片中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盗走藏经洞文物最多的英国佬斯坦因，另一个是他那混蛋顾问、中国人蒋孝琬。斯坦因不会中文，对中国文物考证乏识，不是蒋孝琬，他斯坦因懂个啥！斯坦因着中国式马褂长袍、瓜皮帽，一看之下，原来是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俩人皆肃立在王道士身后。王道士地位微寒，受外国人这份礼遇，想必也会很惶然吧。何况这外国人在敦煌，当廷命官王知县、林参将都还请他吃饭，恭敬迎送呢！
１９０２年，国际东方学会议在德国汉堡举行。会上，曾于１８７９年深入敦煌考察的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报告了敦煌佛教艺术的辉煌，令洋人们一齐动心。与会者斯坦因更是野心大发，于１９０７年来到敦煌，于是年，及１９１４年，先后掠走藏经洞文物１６０００件。为示交易“公正”，他每次都给了藏经洞保管员王道士一些银子。
斯坦因那厮第二次来莫高窟后，十分得意地写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王道士有个描述。书中说，那次王道士很感激、又很自豪地带斯坦因参观了第一次别后，七年内修的崭新的庙宇、客舍和马厩，到处栽了花草。王道士委屈地告诉斯，１９１０年藏经洞卷子具解北京后，中央曾拨款奖励，但都被官府上下克扣光了，倒是靠了斯坦因的马蹄银，才修了这些内容。王道士很正直地未把他１９０７年那次交易做为一种交易，而是把斯给他的马蹄银做为功德钱记录在册，并且出示功德簿给斯坦因看。
王道士死于１９３１年，寿享不详。从他发现藏经洞至他去世计３１年，许多事恐怕他到死都搞不懂。他不懂那些纸片、绢片咋会那么值钱？他不懂为什么洋人肯出白花花的银子，他的上级们却不肯出？他不懂，发现了藏经洞，他就已具报，虽然官府上下都说封存、解部，但为什么直到１９１０年，即１０年之后，朝廷才拉走它的藏物？如果他知道以后百来年，后人骂洋人总是捎着王道士，他就更不会懂了，甚至会愤而诉讼，捍卫自已的名誉权呢----这怎末能怪我?
王道士不晓得朝廷的难处。１９１１年，宣统退位，那想必之前１０年，朝廷一定内外交困，哪还顾得了什么字画、经文呢？但朝廷推卸不了的，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价值，他还是从洋人那儿得知的。
斯坦因第一次来中国之后，１９０９年，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敦煌，他也是奔着藏经洞的文物来的。但他比斯坦因有更有利的条件：他精通汉语，并且对中国的考古颇有心得，这一点连斯坦因也不得不叹服：他真选了很多的精品。对付是命官又不是命官，文物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王道士，只要对他说点热爱中国古文化，敬重出家人之类的好话，再功德些银两，就同样能拿到王道士对之束手无策的卷子。他不但拿到了，还比斯坦因更为优越地进到了藏经洞里，仔仔细细地挑选，选的全是内行眼里的精品。
伯希和带走了６０００件，顺官道运到北京，即天子的眼皮底下。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北京他还裱了其中一部份，并且在六国饭店办了一个展览会！没这一次展览，中国当局还不知道藏经洞文物原还是这样一宗宝贝哩，还不着急从敦煌运出剩余的宝贝哩！而中国的学人们也才知道敦煌出土了一大批对他们来说具有无上价值的史料。他们炸了锅，纷纷吁请皇上赶紧因应，也终于促成学部下了一道“解部”令。这道令虽是火急，慢吞吞的敦煌县还是在第二年,划拉划拉，将剩余的六、七千件启运到了北京。有资料表明，一路上和到了北京，又丢了不少。
藏经洞出世文物，约有五六万件，斯坦因、伯希和、俄人奥勃鲁切夫、柯药洛夫、日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一干文盗，在１９０５～１９１５这十年间先后掠走藏经洞文物约３１０００件，中国北京图书馆及各地博物馆存１万件。其余俱失落民间。即使洋人掠走的，国内现存的，其中还有部份是从民间收购的。
斯坦因那厮１９１４年再来敦煌时，巳是打扫战场来了。他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王道士。从王道士扫地扫出个藏经洞时起，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现在大清也变了共和了。共和了，使斯坦因开始多少有些顾虑，但他很快发现在敦煌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改变，他认为这“可能是惰性的作用”，因而放下心来。王道士也变得老迈但更老道了。几句话交谈下来，斯那厮已看出王道士手中还有货，并且急于出手。他花了５００两银子，就将藏经洞最后的一批卷子悉数买走了。这批卷子是四年前解部时，王道士偷着留下来的。他似乎一直在等着斯坦因。
藏经洞空了。王道士十几年来担惊受怕，殚思竭虑，现在总算是卸了责任了。自此之后没看到有史料再记载他的行踪，但他又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他看着他用那些破纸片子、绢片子换来的１７号窟前的新房子，一定很感欣慰。他才不管斯坦因博士对他那些房子的嘲笑呢，什么“充满着巨大而粗俗的、彩色的泥塑像”，去他的！
中国的学者中，第一个对藏经洞文物流失做出反应的当是罗振玉，他是看了伯希和在北京的展览后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引起学术界震动。自那时起，象王国维、陈寅恪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著述，出入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图书馆抄录，广泛介绍敦煌文物，推动政府加强对敦煌文物的保护……没听说他们中有谁到劫后敦煌去购回流散在民间的藏经洞文物，那一阵子，这类交易不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还通过此渠道购了许多呢。至于到莫高窟去实地察勘的，可能也多是３０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这也不能怪他们，中国的文人动口不动手，何况那会儿中国正搞北伐、蒋冯阎大战、国共斗争、抗日，兵荒马乱的，也不安全啊。
所以丢了藏经洞宝贝这事，咱们就别老怪王道士了。他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别说藏、梵、于阗、龟兹这些文字，连汉文都看不囫囵，让他去承担国宝流失的全部责任，怕有推脱之嫌。其实国人们正该愧怍：斯坦因、伯希和那些学者，那么老远都跑来，都肯花钱，都肯玩命，比比，不悲哀么？  
作者：pi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