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城北70公里两河口镇的关帝庙，主体建筑已毁无存，现仅余后部马房。为消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进一步统一认识，实现团结北上的方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秦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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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城北70公里两河口镇的关帝庙，主体建筑已毁无存，现仅余后部马房。为消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进一步统一认识，实现团结北上的方针。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秦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否定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为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也拉开了同张国焘右倾路线斗争的序幕。
两河口会议会议内容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战略方针
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关于行动方针
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关于战略指挥
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历史意义
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有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可以将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的会议。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面所讲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地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第二个系列会议，是从本文所要讲的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约有7次。这些会议，不断地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第三个系列会议，是从哈达铺会议开始，直至到达陕北所召开的6次会议。这些会议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
